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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称，消费成瘾的行为是今日增长动力的一个核心缺陷。

据预计，保障房资金压力将可能会攀升到1.8万亿至2万亿元之间。而北京与上海等大型城市的财政部门，也纷纷预计今年土地出让收入较去年会有进一步缩水。

财政部近日发文明确，在保障性安居工程现有资金来源基础上，将增加的地方政府债券收入、个人住房房产税试点地区取得的房产税收入、部分国有资本收益和城市维护建设税收入用于保障房安居工程建设，确保不留资金缺口。地方政府应当量入为出，在切实保障已开工项目如期保质交付的基础上，再对新上报建设指标进行合理规划。回顾刚刚过去的一年，各地保障房建设如火如荼，基本实现了年初向中央立下的军令状目标。当然这样的建议只是基于资金缺口现状下的权宜之计，为保障房市场扩展资金源泉的工作决不能止步不前。比如，作为财政之外的重要资金力量，社会资金投入的积极性要充分调动。

总体而言，要想实现保障房资金建设的全面突破，财政部在制度推进上的力度可能还要加大。平衡预算、及时还债反而是地方政府面前的首要工作，如果处理不当则极易引发信任危机，影响到后续融资。其实，自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以来，以及随后财政部、商务部和发改委等相关部委陆续召开的年终工作会议，均已说明今明两年甚至未来数年间，在传统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将主要依赖投资和内需，出口的作用已明显弱化

之于今明两年乃至未来数年间，在出口这驾马车相对缺位、经济增长动能相对弱化的情况下，我们不宜过度驱使投资和内需这两驾马车，以避免车疲马倦的窘状。此外，今明两年的投资应进行大幅度的结构性调整，大幅减少传统铁公基项目的投入，相对加大新能源新材料方面的投入。很明显，要想让内需这驾马车真正奔跑，则应相对增加民众的可支配收入以及民生保障投入，这两者缺一不可。而欲增加可支配收入，在加强资本市场监管、提高股市回报率之外，相对减少民众的税负压力则显得更为重要、亦更具普及意义，如此可以变相提高更广大民众的可支配收入。

而欲增加民生保障投入，减少民众消费的后顾之忧，在财政支出总盘子相对固定的情况下，则应大力减少三公支出，从而为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保障投入挤出空间，与此同时，还应加大二次分配改革的力度。如此，一来可以减少正呈加剧态势的贸易冲突，二来可以减少由贸易顺差引发的巨额外汇占款的通胀压力。

但是，如果我们结合按揭贷款购房占比的近70%，以及股市成立以来散户70%亏损的现实，就会发现，因房贷的重负和股票的套牢，我国绝大多数民众的可支配收入并没有增加太多。如此，虽然短期拉动经济增长的成效不明显，但之于未来中国经济而言，可以提供良性的、可持续的动力。就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而言，当然有必要让前两年已经启动的项目合理延续，以避免产生过多的项目烂尾。当然，这部分减少的储蓄，有部分已转变成房产、股票等资产。

其实，自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以来，以及随后财政部、商务部和发改委等相关部委陆续召开的年终工作会议，均已说明今明两年甚至未来数年间，在传统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将主要依赖投资和内需，出口的作用已明显弱化。即使以我国所谓的高储蓄率为例，在过去七年间，也已从2004年的26%，快速下降到当下的10%左右。基于此，今明两年甚至未来数年间的经济增长，在既定的投资、内需两驾马车之间，应相当弱化投资拉动的作用，而更多地侧重于内需。虽然，最近两年我国用于民生部分的财政支出正迅速提高，已从2008年GDP占比的5.4%上升到2010年的6.5%，按十二五规划预测，2015年更可能升至9.3%，但这仍与消费型社会民生投入占比GDP15%以上存在很大差距。

其中，涉及中国经济增长的部分，与2011年6月和9月的上一次预测相比，上述两大全球官方金融机构均相对悲观世界银行对中国经济今明两年的预测为8.4%和8.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为8.2%和8.8%，比上次预测值下调均接近1个百分点。相对弱化出口的作用，这在欧美债务危机仍然持续的当下，是无奈的必然选择。

与财政收入年均增长超过20%相比，我国居民收入年均增长仅有7%左右。继1月17日世界银行发布预测之后，1月24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亦随后发布关于今明两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

但问题是，对于投资和内需拉动经济增长而言，两者之间孰轻孰重、如何平衡？在投资和内需二者之间，必须看到，经过十年来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已大幅递减，甚至部分铁公基项目的负效应已经显现。而应在对经济增长趋缓包容的同时，在投资和内需两者之间，区别对待、有所侧重。进入专题： 投资 内需 。就内需拉动经济增长而言，我们亦需看到，其并非简单的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即可一蹴而就，因为民众消费热情的真正激发，必须满足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和民生保障的增加。而在论及中国经济今明两年相对悲观的缘由时，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均提出出口是受外部环境变化影响最大的部分。但是，之于当下而言，虽然我国经济总量已经跃居全球第二，但人均收入仍位居百名之外。

此外，民生保障的相对欠缺，亦构成扩大内需的另一大阻碍资本账户的开放，应以强化国内金融系统作为基础，而强化国内金融系统需进一步改革——利率的市场化、银行部门以及非银行金融部门准入的有序放松，是国内金融市场化的三个重要构成成分。

下一步改革的核心，是呼吁了多年的取消存款利率上限。当然，利率市场化将加大金融机构的盈利难度和所面临的风险，降低其特许权价值。

央行的货币政策工具可从依赖控制货币发行总量到由调节利率为主。在此基础上，逐步打开资本账户封闭的闸门，才能实现境内外池水(流动性)和水位(利率)的动态平衡，并通过自主调节迅速抚平利差、汇差和流动性失衡。

因为资金会在利益驱动下大规模进入高利率高汇率经济体，从而推低利率汇率，完成一轮自我调节。缺少这一改革，难以真正推动利率市场化的实施。这种货币政策调控工具的变化也为人民币国际化奠定基础。受在岸与离岸市场人民币汇率差影响，人民币跨境套利比较兴盛。

债券市场也可以解决资金期限失配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有深度的债券市场将为资本流出和回流提供蓄水池，使人民币不致因为资本流动而大幅波动。这三者之中，利率市场化是重中之重。

同时又由于在岸和离岸市场间存在人民币利差，在海外获得人民币资金后，只要取得相关批文，就可进入境内市场套取利差。资本的套利使独立的货币政策失效，从而对宏观经济稳定和金融安全构成威胁。

同时，中国更需要一个有深度的人民币债券市场。人民币市场出现的跨境套利问题，表明人民币国际化需要有配套的金融改革，以免在金融政策的制定上本末倒置，造成不必要的金融风险人民币国际化起步至今迈出了重要的步伐，离岸人民币市场交易变得非常活跃，但其逐步显露的新问题和风险，也值得政策制定者关注。

在一个开放的资本账户下，汇差和利差的出现能够被市场短期内消化。中国利率市场化经过十年的渐进过程，已完成贷款和短期市场利率的改革。利率的市场化，会使国内利率逐渐由市场信贷的供需决定，从而使央行利率工具的传导更加有效。加之监管漏洞和行政性政策的存在，掌握资源者也可通过各种途径来获取避开监管的便利。

特别是如果短期商业票据的市场化先于中长期的公司债券(既包括发行条件的自由化，也包括利率的市场化)，总会存在把短期商业票据用作长期商业投资的风险，并因此加剧期限失配。为保证银行的特许权价值，利率市场化的排列顺序应该最先是贷款利率，然后是长期存款利率，最后才是短期存款利率，这样利差才可以逐渐降低，同时可避免倒置收益曲线，避免借款的期限结构向短期靠拢。

这表明中国的资本账户管制效应在下降。而在中国目前的资本账户管理和汇率机制下，套利窗口长期存在。

在资本账户开放的状况下，人民币国际化才会水到渠成。如过去的两三个月内，离岸市场人民币与在岸市场人民币之间保持着200个基点以上的价差，最高时达1200点(相当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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